曾侯乙编钟对后世诗歌的影响

曾侯乙编钟对后世诗歌的影响？

曾侯乙编钟是我国目前出土数量最多、重量最重、音律最全、气势最宏伟的一套编钟，堪称“编钟王”。凡有机会耳闻目睹过的人，无不为此千古绝响惊叹叫绝，赞誉它不愧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之瑰宝，世界音乐史之奇迹。

在曾侯乙编钟上，刻有关于记事、标音、律名关系的错金铭文2828字，加上钟架笋梁（横梁）、编悬配件上的铭文、磬铭文、磬盒铭文总字数3775字，其内容是先秦乐律的重要资料，被专家学者称之为“一部珍贵的音乐理论论著”，“一部不朽的古代乐律学典籍”。

64件编钟（楚惠王送给曾侯乙的 钟除外），每件都能发出两个乐音，每钟双音并呈和谐的大小三度关系，其音阶相当于现代国际上通用的C大调。全套编钟音质纯正、音色优美、音域宽广，达五个多少8度（C2——D7），12个半音齐全、且有变化音，能旋宫转调，演奏各种 采用和声、复调以及转调手法的中个乐曲。

实践证明：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（而不是此前有些专家认为是秦汉时代，更不是来自古希腊传入的泊来品），我国音乐就已发展到了相当成熟的阶段，在7声音阶、5个8度音、12个半音以及旋宫转调的表现手法上，就已形成理论与实践。

因而，编钟的出土，使用权传统乐律学不得不重新估价，世界音乐史不得不重新改写。

著名音乐家贺绿汀说：“曾侯乙编钟的出土，中国古代音乐史的某些方面需要重新研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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